經濟增長率低於資本回報率

❶ 關於計算宏觀經濟學中經濟增長率的問題

1 經濟增長率=7.5%*0.4+3%*0.6=4.8%
2 全要素增長率=9.5%-4.8%=4.7%

保證正確，及時採納！

❷ 資本收益率為什麼大於經濟增長率

三年的增長率是分別計算出當年和三年前的凈資產收益率，計算出增長率後開三次方根

❸ 為什麼皮凱蒂認為資本回報率總是高於經濟增長率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所著《21世紀的資本》（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在西方社會引發左右派經濟學者激烈辯論。但令人遺憾的是，辯論的雙方似乎都忘記了這個世界除了美國與歐洲，還有中國、印度、非洲、及其它佔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及生活方式，正如馬克思當年預測的那樣已經越來越遍布全球。今天已經不可能只用一個簡單的方程式及富裕西方國家的有限數據與經驗，就能准確合理地概括當今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同樣，今天也很難找到全球頂級富豪可以完全離開中國、印度及非洲而獲得及維持其財富。中國的讀者，特別是能夠影響決策的精英，如果不能獨立思考，有可能被這場辯論誤導。皮凱蒂從稅收數據發現，富裕國家的財富不均程度已重返一百年前的高水平——雖然《金融時報》的調查及其他學者對這個結論有些爭議（編者註：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質疑皮凱蒂的理由》、《皮凱蒂錯在哪裡？》）。皮凱蒂認為這是由於資本的回報率長期高於經濟增長率，進而推斷資本主義有導致收入及財富不均不斷加劇的鐵律，並建議全球各國對富裕人士徵收超高遺產稅來解決財富不均問題。他的分析及建議與當今富裕國家的社會情緒及政策爭議焦點十分吻合，其著作在東西方都炙手可熱，但我認為應該將他的研究至於更廣闊的全球發展背景當中去理解及評估。為什麼發達國家資本的回報率會長期高於其增長率？如果沒有新興市場的超高投資回報率，發達國家的資本回報率不可能長期高於其經濟增長率。美國及歐洲的許多跨國公司正因為投資在中國及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獲得超高資本回報率。而中國及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也願意支付跨國公司超高的投資回報，因為這些投資可以引進許多技術及無法量化、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經濟及社會效應，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升發展中國家整體的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直接提高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收入，還間接地通過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的重估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創造了財富。真正的不平等在哪裡？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世界上最明顯及最大的不平等來自於佔世界人口20%的發達國家和佔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模式不同。市場經濟、法治及自由開放導致國富民強，而計劃經濟、獨裁人治、無政府主義、封閉鎖國導致國家落後百姓平窮。二次大戰後，由於亞洲地區在市場化改革、法治建設、國家管治能力及融入全球經濟方面的迅速進步，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已經大大縮小，並有不斷趨同的勢頭。

❹ 實際GDP增速一直低於潛在GDP增長率，說明了什麼

實際智商一直低於潛在智商！Just
a
joke！
潛在GDP是指一個經濟社會的生產要素或經濟資源，在被充分利用的條件下所實現的產出。潛在GDP，說白了就是一個國家在正常強度下，充分利用其生產資源能夠生產出的GDP。實際GDP是用基年價格計算的某一年的GDP。
經濟學講充分就業時的實際GDP水平就是潛在GDP。我們不可能充分就業，所以一直以來都是實際GDP小於潛在GDP。如果實際
GDP大於潛在
GDP，則經濟高漲，有通貨膨脹的壓力（非財政貨幣政策影響下的通脹壓力）。
潛在GDP是由資本投入和技術水平決定的，增長的趨勢比較穩定；實際GDP則隨商業周期而波動。

❺ 1.2003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10%,總產值約佔世界GDP的4%。為什麼會這樣接下來我們

世界銀行關於中國GDP數據的調整及其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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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論文深入研究了世行調整中國GDP數據的原因、方法和結果，系統地闡述了90年代初以來中國統計體系和價格體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以事實為依據，利用大量翔實的資料，對世行的調整方法進行了逐項剖析，揭示出其存在的問題，闡明了這種調整方法已經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世行不應再調整中國GDP數據的基本觀點。

本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99年第6期。）

90年代初，世界銀行派代表團對中國統計體系進行考察之後，發表了一篇考察報告：《轉換中的中國統計體系》。報告認為，中國統計體系雖然進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調查范圍、調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著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紮根於傳統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調查范圍仍主要限於物質生產領域，調查方法仍以傳統的全面行政報表為主；中國價格體制雖然進行了許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著傳統價格體制的許多本質特徵，許多產品的價格仍然處於政府控制之中。這些情況導致中國官方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數據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1994年，世行發表了一篇專題報告：《中國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報告為依據，對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進行了較大幅度的向上調整。世行公布的1993-1997年的中國人均GNP數據是在其調整後的中國1992年GDP（注1）總量數據和中國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長率數據基礎上計算出來的。因此，世行公布的中國1992-1997年人均GNP數據遠大於中國官方人均GNP（注2）的美元折算數。本文闡述世行關於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的調整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世界銀行關於中國官方GDP數據的調整

世界銀行對中國官方GDP數據的調整包括三個方面內容：一致性調整、范圍調整和估價調整，綜合調整比率為34.3%。其中一致性調整和范圍調整是關於統計體系的不完善所做的調整，估價調整是關於價格體制的影響所做的調整。
世行關於中國官方GDP數據的調整情況簡要概括在表1中：

表1：世界銀行關於中國官方GDP數據的調整

調整項目 調整幅度 對GDP的影響(%)
自產自用的糧食 上調20% +0.8
存貨增加 下調1/3 -1.6
福利服務 10%企業勞動力從事福利服務 +1.6
虧損補貼 補貼視作政府最終支出 +0.8
一致性調整合計 +1.6
糧食產出 上調10% +0.9
蔬菜產出 上調30% +2.3
農村工業產出 上調10-15% +0.6
農村服務業產出 上調50-60% +6.5
住房服務支出 上調40% +1.5
范圍調整合計 11.7
住房服務 179.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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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全部其他行業 -12.1%-43.0% 16.6
估價調整合計 18.3% 18.3
總計 34.3

註：1、農村工業包括農村煤炭開采業、紡織業、消費品製造業和其他工業
2、農村服務業包括人文服務業、原材料服務業和其他服務業
3、全部其他行業包括糧食作物種植業、其他作物種植業、煤炭開采業、紡織業、消費品製造業、其他工業、人文服務業、原材料供應業、其他服務業

（一）一致性調整

從表1可以看出，世行關於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的一致性調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自產自用的糧食

世行認為,中國統計體系以低於市場的價格估價農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的糧食。它假定對這部分糧食進行一致性估價將使其價值增加20%,這種調整使GDP上升0.8%。

2、存貨增加

世行認為，中國對不能銷售或不能按計算產出時所採用的價格銷售的產出存貨增加的計算存在嚴重的不一致性。它認為，一般來說，如果這些存貨結轉另一年，並最終被廢棄或按大打折扣的價格銷售，中國沒有對GDP中的存貨增加做相應的調整。因此，存貨增加大於採用一致性估價所應有的價值量。世行因此將中國的存貨增加調低1/3，導致GDP下降1.6%。

3、福利服務

世行認為,中國企業改革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將目前企業對職工提供的諸如住房、醫療等福利性服務市場化。這種改革的結果將導致GDP上升。世行假定有10%的勞動力從事相應的服務,並假定這些服務轉向市場化。通過投入產出計算,這種假定使GDP 上升1.6%。

4、企業虧損補貼

中國統計規定,企業虧損補貼作為GDP的負項。世行認為,在許多情況下,企業虧損是政府價格政策的結果。從經濟觀點來看,這種補貼是對以優惠價格提供貨物和服務的補償,統計上應當處理為政府的貨物和服務購買和政府對相應接受者的分配,即不應當作為GDP的負項,而應當作為正項包括在政府最終支出中。世行對這種處理方法進行了調整，結果使政府支出增加7%,導致GDP上升0.8%。

綜合上述結果,世行將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上調了1.6%。

（二）范圍調整

從表1可以看出，世行關於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的范圍調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糧食

世行認為,中國的耕地面積被低估了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與衛星測量的耕地面積相比）；同時，樣本產量可能被高估了,綜合兩方面因素,將中國的糧食產出調高10%，導致GDP上升0.9%

2、蔬菜

世行認為,中國蔬菜產出價值的計算沒有反映單位面積的蔬菜實物產量隨時間和收獲周期而變化以及市場力量正在鼓勵蔬菜的非旺季生產(此時價格較高)情況,同時,蔬菜耕地面積的測算也是不準確的。考慮以上各方面因素,世行將中國的蔬菜產出價值調高30%,導致GDP上升2.3%。

3、農村工業

世行認為,村及村以下工業的產出被低估,因為相應企業通常沒有完整的財務報表和不屬於國家統計局直接管理的統計調查系統。農村工業的迅速發展和一定程度的偷漏稅情況影響到產出的低估。某些迅速增長的農村工業,如建築材料工業,高價格和高利潤鼓勵了產出的低估。利潤低的行業,如煤炭開采業,也有低報的刺激,因為煤炭的自由市場價格較高。另外,世行也指出,為了誇大地方官員的政績,農村工業也出現了高估產出的現象。綜合上述因素,世行將中國農村工業產出調高10－15%，導致GDP上升0.6%。

4、農村服務業

世行認為,農村服務業,例如農村卡車和拖拉機運輸服務業發展的非常迅速，但是中國沒有一套系統的測算方案;農村服務業統計基本上沒有包括臨時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農村人從事的服務活動，例如大量的個體維修店的修理人員、小販、餐館老闆、理發師和家庭傭人,等等。考慮上述因素,世行將農村服務業產出調高50%-60%，導致GDP上升6.5%。

5、居民住房服務

世行認為,中國居民住房服務既存在范圍方面的低估，也存在價格方面的低估。從范圍方面講，城市和農村住房服務統計都不完整。中國的住房服務價值是通過住房面積、造價和折舊率等資料推算出來的，但住房面積資料不完整，城市住房面積調查資料沒有包括居住在城市裡的農村居民住房面積，農村住房面積調查范圍的不完整性更加突出。世行假定國家統計調查網路覆蓋了中國所有住房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進而把中國的住房服務價值調高40%,導致GDP上升1.5%。

綜合上述結果,世行將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上調了11.7%。

（三）估價調整

世行認為,由於扭曲的價格體制和生產率方面的差異,中國工業的土地和資本回報率遠高於其他行業，消費品製造業的回報率最高,服務業和煤炭行業的回報率最低,農業的回報率也比較低，中國進一步的價格改革將改變行業的營利狀況。世行試圖將各行業的土地和資本回報率調整到全國的平均水平。由於紡織行業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很重要,世行在估價調整過程中,保持該行業的價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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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資本收益率為什麼高於國民經濟增長率

一、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居民收入來源於多種途徑,居民擁有的勞動能力、資產、社會關系等的差異往往會帶來收入的差異。以下作具體分析。1.勞動收入導致的差距造成居民之間在勞動收入方面出現差距的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1)居民的勞動能力存在差別。居民的勞動能力並不相同,居民勞動能力的差別是現實中居民之間在勞動收入方面出現差距的重要原因。居民勞動能力的差別有的是由先天因素所決定的,由於遺傳基因等的作用,使人們的體質、智商等在出生時就存在著差別,並且有些差別是後天因素所無法彌補的;有的是由後天因素所造成的,如生活條件、受教育條件的差別等，一般來說後天因素是造成居民勞動能力差別的主要原因。所以，勞動能力的差別所反映的是居民所處的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等的差別,隱含著復雜的經濟與社會背景。(2)居民向社會實際提供的社會承認的勞動量存在差別。居民獲得勞動收入憑借的是其向社會實際提供的社會承認的勞動量,居民勞動能力的差別是造成居民勞動量差別的重要原因,不過,即使居民勞動能力相同,其提供的勞動量也會因為以下原因而出現差別:居民的勞動偏好不同。勞動能力相同,勞動偏好越強的居民,在工作機會相同的條件下,其提供的勞動量會越多,獲得的勞動收入就越多,從而也就無法避免產生勞動收入的差別。勞動力的市場供求狀況不同。即使居民的勞動偏好相同,但如果不同部門或地區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不同,所能獲得的勞動收入也會不同。由於不同部門或地區的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總是存在差別的,從而也就無法避免勞動收入的差別。(3)各部門的壟斷程度存在差別。一般來說,部門的壟斷程度越高,越可抬高產品的價格,除壟斷部門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外,壟斷部門勞動者的工資也往往高於非壟斷部門,且壟斷程度越高,工資水平越高。調查表明，壟斷行業的工資加非工資的收入大致相當於其它非壟斷行業人均收入的5—10倍，如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這些行業。各部門壟斷程度的差異也就成為造成居民勞動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2.居民資產收入導致的差距居民資產收入不僅存在差距,而且往往存在著非常大的差距。有的居民能獲得巨額的資產收入,而有的居民無任何資產收入。導致居民資產收入出現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1)居民擁有的資產數量存在差距。資產數量越多,所能獲得的資產收入越多。通過資產的不斷積累，進而造成「馬太效應」下的收入差距擴大化。(2)居民擁有的資產種類等不同。資產種類等不同,資產收益率就不同,這樣即使擁有相同數量的資產,所能獲得的資產收入也會不同,資產收益率越高,獲得的資產收入就越多,反之,則越少。資產種類結構的選擇不只受居民個人投資能力的制約,也要受市場成長、政府政策等多種因素的制約。3.轉移性收入導致的差距居民轉移性收入來源於：1.居民所在單位的收入多少和福利偏好及福利政策；2.居民所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倫理傾向。改革開放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條件下，地方財政轉移支付造成不同地區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4.灰色收入導致的差距經濟轉軌期，體制的不完善導致了大量的灰色收入，而這成為形成收入差距嚴重擴大問題的主要因素，因而我們把灰色收入拿出來單獨作說明。灰色收入來源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第一是公共資金的流失，如財政撥款漏洞、預算外收費等；第二是金融腐敗；第三是行政許可、行政審批中的尋租行為；第四是土地收益的流失；最後是壟斷性行業的收入。通過國民經濟研究所王小魯研究員的測算，居民收入在2005年不是8萬億而是13萬億，差了4.8萬億，其中上述幾項因素構成的灰色收入將近3萬億。上述原因中，我們發現，個體勞動能力差異是不足以形成當前近0.5的基尼系數的，而形成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行業資源壟斷及資產收入因素上。事實上，包括資源壟斷行業勞動收入、資產收入等因素，均可以進入灰色收入因素行列中，而且毫無疑問的，灰色收入成為造成壟斷行業勞動收入差距擴大、不公平資產積累形成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所以，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灰色收入問題成為關鍵。二、關於收入差距問題的幾個困惑在討論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化對策之前，我們不妨再看看這樣幾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困惑1：平均而言，增長率高的地區它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較小，特別像浙江、福建、廣東這些地方，而收入增長比較低的地區，恰恰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較大。困惑2：國有部門佔比例越高的這些地區，收入的差距反倒越大，而不是越小。困惑3：我們總是期望著政府的轉移支付來減少貧富差距，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我們發現政府花錢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數越大，也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困惑4：平均而言，利潤佔GDP當中比重越高的地方，它的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潤佔GDP比重越小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大。困惑5：平均而言，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三、針對收入差距問題的建議面對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化問題，我們往往會說收入差距大，需要進行收入再分配，給與低收入居民福利，這在很多情況下是必要的。比如農村的貧困人口看不起病、上不了學，我們免農業稅、免農村孩子的學雜費、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以及農村合作醫療，這都是必要的。但是，靠再分配能否解決現在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我認為不能。通過上面的分析，以及五個困惑，我們發現，收入差距問題與市場化程度密切相關。事實上，尋租、腐敗以及貪污這些非正常的渠道收入也正是由於市場化程度不高而造成的，不正當競爭造成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太高。因而，我們認為，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的關鍵是推進市場化改革，特別是減少政府、政府政策和政府行為所導致的不確定性，建立健全透明機制，擴大民主化進程、讓老百姓參與監督，因為，就算有再好的制度，但如果只是靠少數人執行，還是靠不住的。如果我們能夠把全中國的市場化程度，或者政府的權利推進到像浙江這樣一個省的水平，那麼我們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長率，同時又可以大大地減少我們收入的差距。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現在有大量的研究證明，現在個人的收入越來越與教育程度相關，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的收入增加得也就越快，如果我們政府想幫助那些低收入的人最好的法就是提高這些人的教育水平。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差距是必然存在的，而重要的是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數）。以發達國家為代表的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合理化的收入差距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市場化程度越高，灰色收入等因素導致的過大收入差距就會被摒除，政府只需要通過合理的顯性稅收調節即可解決收入差距的問題。

❼ 2012年中國經濟發展目標中國經濟增長率首次低於8%意味著什麼

2009年中國宏觀經濟企穩向好，前三個季度GDP增長分別6.1%、7.1%、7.9%，整體表現好於預期。在外部需求放緩的情況下，政府採取了一攬子刺激內需的政策，投資快速增長，消費穩步提高，對國民經濟的復甦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2009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H)和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均保持較低水平。從消費者物價指數來看，2009年2-10月CPI均為同比負增長。11月份，受翹尾因素和季節性食品價格大幅上漲的影響，CPI實現年內的首次轉正，同比增長0.6%。從生產者物價指數來看，受經濟危機影響，1～6月份，PPI逐月下滑，降幅較大，從7月份開始，隨著經濟的回緩，市場需求上升，PPI觸底回升，但仍低於CPI增幅。經濟景氣指數及經濟增長預期的變化反映了經濟增長的基本趨勢，是經濟周期變化的晴雨表。2009年下半年，各類經濟景氣指數普遍提升、增長預期不斷調高，經濟回升勢頭強勁，中國從恢復性增長階段進入穩態增長階段。 預測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區間為9.6%～10.0%，在9.8%左右變化，變動幅度為0.2個百分點，宏觀經濟運行呈現如下特點： 第一，宏觀經濟出現高位粘性增長。2010年，中國GDP增長率恢復正常水平，與潛在GDP增長率日益接近，全年預計GDP增長率達到9.8%，內需增長動力比較充足。 第二，經濟增長速度呈現由高到低的變化趨勢，2010年一季度增長速度為最高，接近11%，下半年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影響這一趨勢的原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2009年基數的影響，2009年上半年基數較低，下半年基數較高；二是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的效應也將在2010年上半年得到充分的釋放，導致經濟增長速度較快。 第三，投資消費結構將得到改善。2010年政府將繼續加大刺激消費的力度，加上就業形勢好轉、資產價格上升帶來的收入效應和財富效應，消費有望保持平穩較快增長，預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超過17%。相對於2009年30%以上的較高增速來說，2010年投資增長幅度將有所降低。但由於政府4萬億投資計劃很大一部分是中長期的基礎建設投資，具有較強的慣性，故判斷2010年投資增長率仍將保持在24%以上。 第四，出口對經濟增長出現持續的正向拉動。盡管貿易摩擦有日益激烈的跡象，但是我國的出口環境還是有明顯改善。2010年進出口規模增幅大概在17%至18%之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為持續的正拉動。由於出口退稅、出口信貸、財政補貼等財稅政策手段，2010年出口將進一步穩定，出口結構有所改善。 第五，物價水平出現溫和上漲。2010年GDP增長率仍在潛在增長率以下，總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仍顯不足，部分行業嚴重產能過剩，糧食庫存比較充裕，物價總水平不會大幅回升。但是，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高位運行帶來的輸入型通脹，再加上2009年下半年以來國家主動調整水價、油價等公共產品價格，也會直接加大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壓力。根據本課題組的估算，預計2010年CPI增長4%以內，不會出現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❽ 為什麼發達國家資本的回報率會長期高於其增長率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所著《21世紀的資本》（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在西方社會引發左右派經濟學者激烈辯論。但令人遺憾的是，辯論的雙方似乎都忘記了這個世界除了美國與歐洲，還有中國、印度、非洲、及其它佔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及生活方式，正如馬克思當年預測的那樣已經越來越遍布全球。今天已經不可能只用一個簡單的方程式及富裕西方國家的有限數據與經驗，就能准確合理地概括當今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同樣，今天也很難找到全球頂級富豪可以完全離開中國、印度及非洲而獲得及維持其財富。中國的讀者，特別是能夠影響決策的精英，如果不能獨立思考，有可能被這場辯論誤導。
皮凱蒂從稅收數據發現，富裕國家的財富不均程度已重返一百年前的高水平——雖然《金融時報》的調查及其他學者對這個結論有些爭議（編者註：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質疑皮凱蒂的理由》、《皮凱蒂錯在哪裡？》）。皮凱蒂認為這是由於資本的回報率長期高於經濟增長率，進而推斷資本主義有導致收入及財富不均不斷加劇的鐵律，並建議全球各國對富裕人士徵收超高遺產稅來解決財富不均問題。他的分析及建議與當今富裕國家的社會情緒及政策爭議焦點十分吻合，其著作在東西方都炙手可熱，但我認為應該將他的研究至於更廣闊的全球發展背景當中去理解及評估。
為什麼發達國家資本的回報率會長期高於其增長率？如果沒有新興市場的超高投資回報率，發達國家的資本回報率不可能長期高於其經濟增長率。美國及歐洲的許多跨國公司正因為投資在中國及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獲得超高資本回報率。而中國及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也願意支付跨國公司超高的投資回報，因為這些投資可以引進許多技術及無法量化、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經濟及社會效應，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升發展中國家整體的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直接提高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收入，還間接地通過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的重估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創造了財富。
真正的不平等在哪裡？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世界上最明顯及最大的不平等來自於佔世界人口20%的發達國家和佔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模式不同。市場經濟、法治及自由開放導致國富民強，而計劃經濟、獨裁人治、無政府主義、封閉鎖國導致國家落後百姓平窮。二次大戰後，由於亞洲地區在市場化改革、法治建設、國家管治能力及融入全球經濟方面的迅速進步，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已經大大縮小，並有不斷趨同的勢頭。